亲人刚刚去世，就收到了殡葬服务商的推销电话，这样的怪事一直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督促保护逝者及其亲属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2021年至2025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上海市闵行区某医院医生及区急救中心急救人员利用工作便利，通过全市疾病控制信息管理系统等渠道获取了包含逝者住址、逝者亲属姓名、联系方式等在内的逝者及其亲属个人信息800余份，再提供给殡葬从业人员，从中非法牟利。
闵行区检察院发现这一线索后立案调查，发现医院医生登录疾控系统即可查询全市死亡报告信息，而系统对关键敏感信息的存储、访问缺乏有效防护。针对这一监管盲区，检察院向区卫健委提出检察建议，推动其依法查处涉事人员，并联合上级部门调整系统权限，严格限制登录范围、屏蔽非必要信息显示，同时对相关医院和医生作出行政处罚。
生死是人生大事，却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发财机会”。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逝者及家属的信息，再转手倒卖，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殡葬行业毛利率较高，对“信息源头”高度依赖。这种灰色生意严重侵害了丧属的隐私和安宁，也败坏了医者的声誉，社会危害巨大，影响恶劣。因此，不仅要严惩重罚，更要建章立制，堵塞信息泄露的漏洞。
生死边界容易出现保护“空当期”、责任厘定不清的问题。从民事权利上来说，一般隐私权随公民的生命终结而终止，逝去的逝者不可能再以自己的名义维权，但其被侵害的权利应有便捷的维护渠道，要保护好“最后的隐私”。从行政管理上看，公民生前的医疗抢救归卫健委管，身后的殡葬归民政部门管，骚扰家属的是殡葬服务商，信息泄漏源头可能在医院。家属找谁投诉？职能交叉下的责任模糊，往往让家属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
